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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的学术研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围绕以太虚为中心的近现代佛教的研究,另一个是围绕以道元为中心的中日禅佛教思想交流史的研究。如果追根朔源,理所当然地与近30年前参加的这两次会议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参加由霍先生主持的法住学会举办的国际会议的次数不多,但它对我的学术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此,我一直感激在心。几年后,我先后邀请了东南大学陶思炎和台湾辅仁大学郑志明来日本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他们二人都是在由霍先生举办的国际会议上结识的朋友。还记得他们曾坦诚的对我说,如果没有香港的那几次会议,我们不可能有缘相聚日本。霍韬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初期两岸尚未实现“三通”的特殊年代,主动地利用香港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地缘,为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学术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令我们永远缅怀。

  霍先生为“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的召开撰写了一副对联:“正见难行,几人会得僧革命;悲情永在,百载终证愿无穷”。对联虽是霍先生对太虚作为“人间佛教思想”践行者的精神的一种赞扬,但在我看来,同时用于表达由霍先生率领的法住机构同仁对中华文化深怀的一种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也应该是很恰当的。

  2018年6月8日晨匆匆写于日本仙台

  原标题:缅怀霍韬晦先生,曾为两岸学术交流搭桥的“新儒家”

  终于,从日本回到澳大利亚之后的一个星期三早上,弗兰纳根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行。他将书稿发给出版社,出门,到医院的重症加护病房看望父亲。父亲见了他,问:书写得怎么样了?他答:写完了。当天中午,父亲过世。他没能等到这本书拿奖,在43个国家出版,世界范围内拥有千万读者,也没能读到日军战俘营其他幸存者读到这本书后,给儿子寄来的信:你说出了基本事实。

  1961年,理查德·弗兰纳根生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在这座被称为“世界的尽头”的岛上,人们世代在森林里生活,砍树,挖洞,没人写作,也没人在意文字。弗兰纳根的祖父母不识字,全家唯独父亲“对写下来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三四岁时,小弗兰纳根就想当个作家,只因这在父亲看来是件“了不得的事”。

  小说处女作《河流领路人之死》问世前,弗兰纳根做了差不多十年工人,平时在建筑物上做工,夏天替人家的花园浇水种树。上世纪九十年代,远在北半球的中国经济崛起,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丰富,成为中国钢铁制造的主要原材料产地。远离城市的荒地大多矿产富足,报酬不菲,一些塔斯马尼亚人专门乘飞机去打工。写《深入北方的小路》的过程太过漫长,花光了弗兰纳根所有的钱,虽不情愿,他还是考虑去矿上打工赚钱,好继续写作。好在布克奖的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4.4万元)奖金救了他,得奖后,媒体问他用5万块做什么,他说:“生活。”

  在弗兰纳根生于斯长于斯的塔斯马尼亚岛,坐落着有“澳洲的古拉格”之称的阿瑟港监狱。1830年至1977年间,这里曾关押超过1万2千名英国重刑流放犯人,“整座岛都是英国王室的囚牢,英国人把罪犯押送过去,他们一辈子在那里劳作,定居”。世代沿袭,无论是曾经的王室罪犯,还是原住民,以及他们的后代,都能隐约感受到某种与历史有关的“记忆的压迫”,“他们终其一生都试图去了解这创伤究竟是什么”。或许正与此有关,从《河流领路人之死》到《一个巴掌能拍响》再到《深入北方的小路》,弗兰纳根都在探索关于“记忆”的秘密,“我见证过丧失记忆的族群是如何陷入慌乱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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